杨振宁：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
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
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尽头这个近30平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丰富的物品陈设而显得有些空
旷，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有一个用来思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大脑。
物理学家杨振宁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终用一种缺少变化的语气与我
们交谈。他神情温和，那是一种让人感到难以改变的温和，甚至连时间对他的改变都显得那 么艰难——这位89岁的东方男人看起来非常健康，言谈举止间保持着足够清晰、敏捷的状 态。一个小时的谈话刚一结束，他就起身拎起黑色文件包步出办公室，结束了他日常的半天 上班时间。
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
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 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 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即使抛开“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光环，杨振宁的人生依然有诸多的戏剧
性：他生于民国时代，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南联大 完成大学教育，长期在美国投身于科学事业，最终回到祖国。
科学馆西侧的近春园是杨振宁“小时候到处游玩”的地方，从这里走到他在清华园的寓
所“归根居”只有一段20分钟的路程，却浓缩了他89年的人生。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我们不 仅看不到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印迹，也找不到科学天才惯有的孤僻和怪诞。难怪杨振宁的一 位老友称他为“最正常的天才”。
就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
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你对这两本传记评价如何？ 它们可以看做是对你人生经历的全面总结吗？
杨振宁：我想再三地讲，中国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历史很长，但现在像西方写人物传
记那样去做的，却是很少的。西方人写传记，最大的特点是求真实。而中国当代的很多传
记，比如关于华罗庚的、陈景润的，都不忍卒读，是“传记文学”，与文学相关，就有空想
的成分在里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
这两本书相当不一样，《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
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
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
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
都在里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两位作者没有机会跟这
些人长谈，所以不能那么全面。
江才健的书是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他也跟大陆的出版社联系了要出版，后来无疾
而终。这可能是因为书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国政府尽可能地不要牵扯到这件事里 面去，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江才健的书在大陆出版，似乎会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可是后来 李政道的传记在大陆出版了，于是江才健又重新联系了这边的出版社，因而这本书最近刚刚 获得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你和李政道的关系，我们知道你表示过不再公开讨论此事。但我们
还是想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变迁，你现在对于当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会有一些
新的看法呢？
杨振宁：（沉吟许久）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
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
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一位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表示，自己最高兴的事，是他因为获奖，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赠了一个免费
的停车位。我们听说，你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有这样一个停车位，而这个停车位还时常
被别人所占据。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杨振宁：多半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获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在科学前沿非
常专注地做研究，获奖之后，也还是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少数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呢？是有
的，但也是少数的。我以为，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
如人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请评价一下目前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状
况？
杨振宁：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大举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现在几十年间，我个
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
科技的发展，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是
整个社会的事情。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赶上来，是很难的。中国在经济情
形这么差的时候，都能使卫星上天，当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败。
但你如果要问我，物理学的前沿，中国发展得怎么样？那当然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
不过，我认为整个发展的势头很快，我可以预言，在以后十年、二十年，在中国本土上，做
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界的一个大奖，其中今年的临床医学奖，给了中国科学家屠
呦呦。这件事情证明，在中国的土壤上，事实上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于一些原因， 没有被认可。屠呦呦之前没有被国际认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没有用英文发表，而且当时又是 集体制，弄不清是谁做的。
如果单讲物理学的话，国内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温超导，在国际上也被公认是一
流。
中国新闻周刊：但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
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
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
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
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
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
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
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一段时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院士评选中落选，由此引发
了人们关于院士制度的讨论。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观察？
杨振宁：你要说任何一个国家选院士，过程是不是都有问题？回答是，“是的”。所以
这个问题不是唯一在中国才有的。美国有2000多个院士，每年选一次，过程是很复杂的。在 美国竞选院士，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学术成就，二是做人的态度、人事关系。在美国，要
想成功竞选，是70%靠研究成绩，30%靠关系和做人的态度。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这是我们
现在讨论得很厉害的，而这种讨论是有好处的。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往美国那个方向
走。
至于饶毅，虽然我和他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我想他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不过他的作风可
能很多人不喜欢，所以他们不投他的票。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这并不稀奇。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你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
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你能否对这个看法做一些解释？
杨振宁：当时有人问我，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
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
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
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另外我还想多讲一些，最终的问题是，什么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 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 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
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
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
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中国成立后，你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曾希望你能回国。但当时你认为
中国的情况不利于你个人学术的发展。而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
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在文革期间，你是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科学家。那么，如今
你为什么回到中国、回到清华？回来这几年，你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工作进展如何？ 杨振宁：我回到清华来，是因为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副校长梁尤能在1990年代就来找 我，他们要打造出第一流的大学，希望我来帮忙。一方面清华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我觉
得我可以帮清华做一些事 。我不认为这对我是一个压力，或是一个负担，这是我愿意做、
值得做的一件事。至于怎么个说法，没关系，这很自然。所以我最终在2003年搬了回来。 今天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对的。我是帮清华做了一些事情，也在渐渐地发生一些作用，
这将在5年、10年后看得更清楚。我有意识地不要把高等研究中心搞得很大，不要量，而是
要质的发展。 我们训练出来的本科生，出国以后，都在国外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今
天在美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20个年轻科学家中，几乎有一半都是清华出去的。我认为这是
我们的一个成绩。而现在，在美国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这些人预备回来的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投身于理论物理的研究，尤其是受父亲的影响，将物理与数学结合得 很好。但这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不仅非常难以理解，而且是很枯燥的。对于你从中体会到的美
妙之处，和获得的乐趣，能够给我们描述出来，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吗？
杨振宁：我曾经专门撰写过一篇文章，叫《美与物理学》。物理学是非常美的，这是因
为，整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是非常美的。研究物理你就会感到，在世界复杂的表象之下，有非 常简洁的秩序和规律可循。
举个例子，现在的网络通讯、X光、伽马射线，所有这些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现象，都是
基于几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的。当年，麦克斯韦用了四行方程式，就定下来无线电、网络通
讯的基础。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式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 接而又十分复杂的。我在文章中说过，那是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
感。物理学家从中体会到的美，我想正是筹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
魂美、最终极的美。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5月，在你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你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 院教授弗里曼·戴森称你是“保守的革命者”，你对他这个说法怎么看？ 杨振宁：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 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
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
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
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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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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