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在各种技术会上，常常遇到KLIPPEL先生，我对KLIPPEL测试設备也有了更多了解。接触多了，慢慢产生一种合作愿望。在朱国祥先生协助下，这种合作逐步成为现实。他们知道我写过几本书，是否再写一本和KLIPPEL相关的书?我说：写书可以，但不写KLIPPEL仪器介绍、也不写使用说明，而是利用KLIPPEL做为工具，去深入探讨、了解、分析、研究…扬声器。为此KLIPPEL还准备借给我一套设备。

有了这样的合作基础，我想应到KLIPPEL总部作一次访问，看看KLIPPEL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是怎样进入扬声器世界的？另外还有一些有关扬声器宏观的问题同他们讨论。

今年5月在慕尼黑参观《高级HI-FI音响展》后，再乘火车到德累斯顿，到了KLIPPEL总部。
德累斯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市遭到盟军的大规模空袭，加上此后东德40年的统治，城市面貌已经面目全非。不过自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德累斯顿再度成为德国东部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并运用联邦重建资金恢复了许多伟大的建筑物和历史遗迹。当我们看到很多“修旧如旧”的建筑，不见战争的痕迹，感到十分震惊。

KLIPPEL公司就在这座只有几层的大搂里。里面分割成若干个小房间，我们曲曲折折逐间参观，每个房间有一两个研究人员，各自研究不同的项目。而我们知道德累斯顿被称之为德国的硅谷，集中了大量的专门人材。

KLIPPEL先生的办公室也不大，大约20平米。垂直的两面墙是书架，一張面积很大的桌子，既可办公，又方便与人交谈。房间还有一个阳台，可以喝咖啡休息。窗外则是一片树林。,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办公环境。

和KLIPPEL先生的商谈进行了四个小时左右，在场人员认为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会谈。一个好的谈话，要有悟性、要有兴趣、耍有理解，还要有谅解；既是知音坦率认真，又是对手平等互信。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中国老话“话不投机半句多”，能够如此长谈，说明双方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KLIPPEL先生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毕业，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一家扬声器工厂工作。1987年KLIPPEL获德声学技术博士学位。然后又去加拿大滑铁卢的音频研究小组工作一年。然后又去了美国洛杉矶附近的JBL公司。我们知道扬声器技术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还要有丰富的实际经验，KLIPPEL先生在三个国家的三个与扬声器有关的公司工作过，这就为以后研制扬声器测试设备打下基础。

KLIPPEL先生在美国JBL干得不错，夫人孩子也到了美国。长期定居美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后来又要回到德累斯顿呢？中国有那么一批人，口头上骂着美国，暗地里却将老婆孩子送到美国，连自己也弄一个绿卡。

而KLIPPEL先生却认为，孩子一天天大起来，希望他们能在德国的环境中成长。于是与夫人商议，全家从美国回到德国。我想这是德国人的家国情怀。

回到德累斯顿,1997年创办了KLIPPEL公司。公司一步步发展，同时对扬声器研究不断深入，深入一步就增加一个测试模诀。这样KLIPPEL测试设备日益完善。一般电声测试仪能测试的项目，KLIPPEL仪都能测。而有些KLIPPEL仪能测的项目，特别是扬声器内部的项目，这些仪器暂时还不能测。随着测试项目的增加，KLIPPEL又不断撰写论文。为此美国AES还发给他一个杰出论文奖。公司创办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聘请KLIPPEL先生为电声学教授。在访问期间KLIPPEL先生还送我一本他签名的大学讲稿。做为一个公司负责人，KLIPPEL先生是靠技术起家的，这在国外的著名电声企业里是常见的。而反观中国的电声行业，却少有单纯靠技术起家的。作为企业家KLIPPEL先生拥有博士头衔，教授职称，名至实归，没有人会怀疑其真实性与含金量。而中国某些官员、富商也有闪闪发光的“博士”、“教授”衔，如王立军之流也是邮电大学教授，唐X也是什么博士。他们在台上，耀武场威，人们只有腹非。一但他们被查出贪污受贿，则原形毕露，甚至弄得什么专家学者、教授博士的信誉度也大幅降低。

我与KLIPPEL先生讨论了：大信号与小信号问题;线性与非线性问题;测试与使用问题;客观测试与主观监听问题…。其中还有一个敏感问题，测试的可信度问题。我发现KLIPPEL先生对这些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都有自的看法与见解。虽然尚末彻底解决的问题很多，但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事。KLIPPEL先生也说，以前很少有这样的讨论。

我还问了一个自知难以回答的问题，你科研的灵感从那里来的？KLIPPEL先生回答说，我去瑞士登阿尔卑山，看见高高的雪山，灵感就来了，说完大家哈哈一笑。

在访问期间KLIPPE先生还亲自开车带我们去参观德累斯顿的名胜与市容。他一一介绍这些建筑的今昔演变,战争破坏与东西德合并后的重建。还送我一组图片，分别展示以前的废墟和重建的宏伟建筑。KLIPPEL先生请我们吃饭。我可以说，在德国喝的德国啤酒是我喝到的最好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