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有位喇叭于

-----纪念电声专家于文科先生

王以真

在中国扬声器行业内，谈到中国扬声器行业中历史较长、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企业，有“天南海北”之说。天是指天津电声器材厂、南是指南京电声厂、海是指上海飞乐厂、北是指北京797厂。不过这也算是老皇历，上世纪90年代后，以广州国光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扬声器厂后来居上，迅速堀起，成为扬声器业界的生力军。

“天南海北”四个厂，各自有本厂的优势、看家本领。天津电器材厂（现更名为天津真美电声器材公司）的拿手产品是号筒扬声器。至今仍是国内市场的名牌（不是那种花钱卖来的名牌）。在1950年以后，各种群众集会甚多，对号筒扬声器有相当的需求，天津电声器材厂（当时称真美电机厂）适应这种需求开始生产号筒扬声器。为此高薪、重金（称之为保留工资）请了一位工程师于文科先生。现在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很平常、很正常。上世纪五十年代，高薪是凤毛麟角，免不了种种议论，当时于文科每月工资240元（当时进厂学徒工每月工资17元、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48.5元）。

开始做号筒扬声器没有磁体，于文科提出拆进口的旧纸盆扬声嚣取出磁体替代;而为了装好扬声嚣，于文科研究发明一系列方法：如用橡皮膏、油棉纱起砂;50Hz低压听头法;纸条定位法;音圈双面绕制法;另外于文科还有独到的号筒扬声器技术，外单位号筒扬声器出问题，

于文科手到病除。为此于文科先生得到一个外号，“喇叭于”。

有人会讲，这些不都是很普通的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会。其实我们现在似乎比较高明比较聪明，正是我们站在前人肩膀上。窗户纸已经捅破、鸡蛋已经立在桌上，每个人似手都变得聪明起來。但了不起的人们追忆的还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

为了当对群众集会的需要，于文科还设计、研制一种“干电喊话器”。一只传声嚣、一只号筒扬声器、一只直流供电的放大器。三件形成一种简易的扩声系统，不用电源，很适合缺电的农村等处使用，产品受到欢迎。

于文科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却有风度，办事说话都很得体。不抽烟、好喝茶，组从来没有同他下过館，也不知道他喝不喝酒。思路敏捷、动手能力极强。除却做好技术工作，其他事一概不掺和。

1962年天津电声厂开始试制纸盆扬声器。纸盆怎么做，谁也不懂。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纸盆研制工作，此期间一个月要开一两次技术研讨会，相关人员十余人参加。当时全厂只有于文科一位工程师，也就是总工程师，会议自然由他主持。会上汇报上次试验的结果、研究试验中的问题、决定下次试验方案。会议讨论很热烈，有时还会激烈的争论。这里于文科总是不动声色听着，他从不做记录，但最后总结时总是概括了会上的正确意见，说得头头是道，包括了全体与会者的正确意见。两年多的时问纸盆工艺取得可喜的成果，制定出一套可行的纸盆工艺;对扬声器有了笫一手的深刻认识。一个工厂、集中几十个人、化了两年多时问，进行科学试验性质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难得的、罕见的机会。而于文科先生不动声色的支持，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有一个时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于文科先生的办公桌与我的办公桌相对。我们有了更多接触、交谈的机会。我对他讲，现在研究扬声器一点资料都没有？他说想办法找找看。不出几天，他居然拿回一本《スピ-カ》。一本日文本的扬声器小册子（我至今还不清楚，他怎样弄到这本书？）。我真是喜出望外。由于书是日文，看不懂。当时年轻，马上决定学日文，自费上夜校，从50音图学起。一面学日文一面将这本《スピ-カ》译成中文。当时厂长很支持，委派两人将译稿复制三份供全厂技术人员参阅。而日文的学习和翻译又为以后翻译山本武夫的《扬声器系统》（スピ-カ·システム）打下坚实的基础。饮水思源，我永远感谢于文科先生对我的帮助。

于先生接受一个任务，在一个大型活动展出一对音箱。不知什么原因，他把任务交给我。我按指数曲线设计了一只Ф300mm纸盆、一只铝盆架（三组六支撑）。经测试高频达16000Hz以上，近似一只全频扬声器。又设计倒相箱，1965年完成。至少在天津是第一只Ф300mm扬声器、第一只全频带扬声器、第一只倒相式音箱。当时大家心情很好，一有空就听这对音箱。

1976年7月22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而于文科先生不幸死于余震瓦砾之中。我得知这个消息感到又一次震动和悲痛。当时我还处于未解放之中，不能参加悼念活动。1976年的大地震及当年的许多变动，使中国重新获得希望。做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音响、扬声器行业也空前发展。在1976年以前，探讨扬声器是一件很寂莫的事。天津的喇叭于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扬声器技术人员，于文科先生以他精湛的技术、朴实的人生、热情而不动声色的帮助…为中国扬声器构筑最初的平台。虽然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很少在天津以外传播，但他的贡献却是实在的。我应该是受他帮助最多的人之一，而更多是在暗中的支持。今年是于文科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仅以此文向于文科先生表达感谢和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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