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非洲人”
　　安南是黑人，但是安南从来不自称“黑人”，他总是说：“我是非洲人。”这两个称呼间，有什么微妙区别吗？请听安南讲的一个小故事。

　　五十年代末，安南拿了奖学金，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麦卡勒斯特大学读经济学。这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大学，校园里还挂着联合国的旗帜。安南在学校里与教师、同学的关系都很好。但位于美国北部的明尼苏达州，当时是白人一统天下，州里几乎没有黑人，黑人不太适应那里的寒冷气候。有一次，安南和一位德国白人女同学在河边散步，河里划船的几个当地青年见了，不但骂骂咧咧的，还要上岸打他们。安南和女同学逃回学校后，他的白人朋友听了非常气愤，他们后来让市长给安南写了一封道歉信。

　　但是，安南说起这件事，却是语气平静，不但听不出对那几个当地青年的愤怒，甚至听不出对写了道歉信的市长的感激。

　　后来见到印度的地位很高的婆罗门，伊朗的流亡王公，对他们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我辈只在古书里见过的中国古代士人无愧天地、俯仰自如、宠辱不惊的淡泊宽宏。古老文明确有相通之处。

　　安南也是加纳一位酋长的儿子，他也有着自幼生长在社会地位很高的当地世家中而养成的自信恬静，一种英文称作 grace 的气质， 很容易就赢得人们的钦佩和爱戴。他不是美国意义上的黑人，不是那些被捕去美洲为奴的非洲下层黑人的后代。安南在加纳当地的社会地位，不但远高于那几个要打他的明尼苏达青年，而且高于那位道歉的市长。他不但有足够的自信不屑于计较前者之辱，他甚至不必过分看重后者之宠。

　　中国过去的乡绅——那时没有城乡区别，中举上京师，致仕回桑梓，说他们是城绅也未尝不可——也曾以他们的风度令西方人折服。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代表，大概就是周恩来总理吧。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曾对老邓讲，中国大陆一定会胜过新加坡，因为去新加坡的都是不识字的农民，文化精华都留在大陆了。老邓听罢默然不语。

　　安南幸运的是，加纳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是一场和平的社会变动。

二、　科威特撤侨
　　安南大学毕业后，在加纳政府中工作了几年。经济的停滞和官员的腐败令他失望，他转到联合国。这期间安南两度结婚，生子育女，同时在联合国慢慢孵育资历，他似乎成了个安分守己的小官僚。一位升不上去的前同事不无妒意地说：安南那时只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家伙，每场鸡尾酒会都不落。但也正因为又讨人喜欢又能在鸡尾酒会与各路官员社交，二十年里，安南终于被提拔到可以发挥的职位，然后就等机会了。

　　１９９０年８月，萨达姆·胡赛因的伊拉克并吞了科威特。安南当时刚从联合国人事部门转到预算部门任主管，但仍然被派去伊拉克组织陷在两国的数百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撤离。安南到了那里，却发现最困难的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不是西方侨民，这两者自有他和西方国家照管，最困难的是在科威特做保姆、作清洁工等的亚洲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巴基斯坦人等。伊拉克关闭了科威特的机场，又把银行抢劫一空，这些亚洲工人没机票也没钱买机票，他们生活在焦虑和恐怖之中。

　　这不是安南的责任，也不在他的授权范围之内。如果是个标准官僚，撤走了联合国人员就赶快离开，亚洲工人的困难让亚洲国家和伊拉克去解决。但安南自愿继续留在战区，他利用联合国的关系，组织了一支车队，把这些工人从科威特送到巴格达，再说服航空公司载他们回国。

　　过了年，美军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时，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亚洲人司机们，气不过同胞在科威特的遭遇，群起为美军运送物资。地面战争开打后，美军进展神速。这些司机不眠不休，美军打到哪里，他们开着油柜车追到哪里。到了小布什２００３年进攻伊拉克时，没有了联合国的动武授权，当地司机不愿参与，美军只能出高薪从本国招聘卡车司机。

　　至于安南，这次义举，不但使他在联合国内部成了尽人皆知的英雄，而且挣得了亚洲国家的好感，对他四年后的秘书长之争，大有益处。

三、　决断波黑
　　从伊拉克回来不久，安南被任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负责人。九十年代上半段，是联合国维和的“黑暗岁月”，不但波黑内战久拖不决，而且发生了卢旺达大屠杀。这两件事里的任一件，都足以断送安南在联合国的前程。

　　卢旺达惨案的发生，实在说来，出乎任何人预料。谁都没有想到，胡图族人竟能拿着大砍刀，杀死八十万图西族人。维和部队未能有效保护波黑穆／斯／林，在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内，发生了七千男性被屠杀的斯雷布列尼察惨案，主要责任则被归咎于安南的上级和下级。

　　上级是当时的秘书长、安南未来的前任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加利是埃及人，此公怀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这本身未必是问题，问题是他处处要流露出来。他认为波黑是欧洲的问题，应该由西方国家自行解决，而不是麻烦联合国，联合国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更需要的非洲和亚洲热点地区。加利公然对正被塞尔维亚人围攻的波黑穆／斯／林讲：你们的处境，至少比世界上十个地方的人要好十倍，不信的话我可以给你列个清单。这种话，显然要挨骂。不管公正不公正，加利的态度，使得人们很自然地把账主要算在他头上。

　　下级是联合国在波黑的全权代表石明康。当时的安排，是由北约的空中武力吓阻塞尔维亚人。如果塞军攻击维和部队或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石明康可以决定是否呼叫北约的轰炸。但是石明康担心局势失控，不敢动武，多次否定下属和北约观察员的轰炸要求。有些中国人读多了党／报，总是担心日本会再次侵略。说句老实话，本人真没见过有这等魄力的日本人。石明康算是日本当时最能干、最有威望的外交官，你把炸弹送到他手里，他却不知道怎么用，还以为自己揣着个大胡萝卜。

　　去波黑之前，石明康是联合国在柬埔寨的全权代表。他在那里监督了柬埔寨内战停火协议的执行，组织了全国大选，选出了新的联合政府。二战后打了半个世纪的东南亚，终于实现了全面和平。这是联合国在九十年代初的一大成就，石明康一时成了国际风云人物。当时日本报纸吹捧他的劲头，不下于今天的韩国报纸赞美潘基文。日本人猜想石明康会成为下一任秘书长的热门人选，甚至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他随即一个筋斗栽倒在波黑。

　柬埔寨是我军参加的第一次联合国维和行动，就在石明康这个日本人的直接指挥之下。幸好我国媒体不提这一道，否则，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要被伤害了，而且是严重伤害了。

　　斯雷布列尼察惨案之后，安南借着加利出访的机会，声称一时汇报不上，由他直接指示石明康，暂时搁置联合国文职人员的否决权，让北约观察人员根据地面情况，从军事上——而不是政治上——决定是否应该轰炸。当塞军的迫击炮弹再次在集市上爆炸、数十平民死亡之后，北约抓住安南给予的机会，连续轰炸塞尔维亚人的炮群阵地。到底是炸弹嗓门大，当时的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这回听到了，他指示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与穆／斯／林谈判。谈判结果，就是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的戴顿和约。塞尔维亚人不敢再打，波黑内战中止。

　　接着石明康被调离波黑，去斯里兰卡负责维和。还是亚洲国家好，他可以和当地人一起探讨佛教教义。

　　安南在波黑问题上的果断决定，为他赢得了美国政府的好感。通向秘书长的道路上，安南得到了关键一票。

四、　当上了秘书长
　　安南的前任加利，思维敏捷，言辞便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其聪明或许在安南之上。而且加利对国际事务有广博的知识，又担任过埃及外交部长，有长期的联合国经验，按说是难得的秘书长人选。但是，加利当了秘书长后，或许是地位变了，如今是“国家元首”了，他的脾气突然大了很多，变得受不得一点委屈。而联合国秘书长是个高高挂在外面却又不具实权的职位，委屈是难免的。

　　八十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看不惯联大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没完没了的反美鼓噪，美国开始拖欠会费。１９９２年克林顿上台，他倒是愿意和联合国合作，但美国是个真正由人民管钱的国家，代表人民捏紧钱袋的众议员不松手，总统也挖不出半个子儿。１９９４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处处与克林顿作对。新选出来的美国内地来的众议员，不少是所谓的“红脖子” redneck（没见识的粗人）。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机，当时的驻美大使李肇星同志曾说这伙人不及小学水平，在国会山引起骚动。其实，只要看看我国代表人民的那些重阳委员谈到外交问题时的白丁模样——比如，联合国授权美国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时我国弃权没反对，竟要劳动老邓出面向党内解释——就知道李部长的话在实质上是对的。毕竟，人民都是不学外语不读外国文学也不掌握外交细节的。

　而加利偏偏喜欢与这伙人叫板，一点没有安南谈到自己遭遇种族主义时的元首风度。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攻击联合国了，加利一定要骂回去，最后还要反问一声：不交会费，还有脸说话？问是问得理直气壮，问题是，如果美国欠你一万块钱，你心情不好了可以把美国拖出来骂一顿；如果欠的是十六亿美金呢，这时候，债主和逃债者谁是大爷？这话难听，却是实情。大概因为加利不像安南那样有经济学学位，他连这么简单的关系都拎不清。加利的固执，将联合国推向了财务危机。

　　克林顿觉得无法与加利合作，决定不让加利连任。除了常和美国顶牛的法国，加利与别的国家关系也不好，但联合国成立以来，还没有秘书长不连任的，别的国家不认为有必要中断这一传统。投票结果１４∶１，只有美国反对。但美国有否决权，加利只能下台。

　　因为非洲人未做满两届，加利的继任仍然考虑非洲人。美国提出的人选是安南。法国还以颜色，试投时否决。玛德琳·奥布莱特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选择安南是她的主意。她的回忆录《国务卿女士》里，有一编的标题很有趣，“十四件西装和一条裙子”，谈她在安理会的经历。另外十四个国家的代表都是男人，他们对这一条裙子还是比较买账的。在奥布莱特的活动下，选安南的国家越来越多。其实各国对安南本人没什么意见，只是觉得美国非要赶走加利，未免强横。拖到１９９６年年底，克林顿宣布奥布莱特将是他连任后的新国务卿，这时再反对安南已经没意思。奥布莱特升了一级，能让她改变主意的，只有克林顿，而克林顿决不可能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外交部长上任伊使就遭遇外交大挫败。到这一步，就是法国总统出面给克林顿打电话，美国都不可能换下安南。于是各国一致拥载安南过关，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准时上任。

　不过，外交上没有赢家通吃的规矩，让步总得有补偿，英语里叫 giving and taking，按我国古话说来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据说暗盘交易是法国将取得安南留下的空位。安南上任后，确实任命了一个法国人担任维和主管。安南之前，维和一直是英国人的地盘，因为各国公认英国人最有绅士派头，行事最公正，特别讲究 fair play——就是鲁迅说在中国要缓行的“费厄泼赖”。如今法国总算在英语的节节进攻面前扳回一城。

　　单看选举过程，安南似乎是美国的人。但是，辩证地讲，事情也有另一面。美国力挺，固然使安南欠了美国的情，但这也表明美国重视这一职务，表明美国准备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冷战时期，美苏两强僵持，联合国无所作为，美苏都不重视，以至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这样有纳粹前科的人都可以担任秘书长。各国一致同意，平平安安选上去，表面上很好看，于联合国却未必是好事，这很可能表明，各大国对联合国下一阶段的工作不抱高度期望。

　　安南担任秘书长后的第一要务是解决联合国财务危机，他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头行，在华盛顿做美国国会的工作，在纽约做美国媒体的工作——美国三大电视台的总部都在纽约，纽约还有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在克林顿内阁的配合下，终于使得众议员们愿意拨款了。但外交上讲究的是 giving and taking，红脖子们也要有所得。美国会费占总会费的比例，从２５％降到２２％。红脖子们本想再降一些，安南告诉他们，份额再降就低于日本了。红脖子们的民族自豪感还是很强的，他们说那就２２％吧。

　　美国少交，别的国家就要多交。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问：哪位发个善心帮帮我们？中国同意将本国的会费份额从０．７％增加到０．９％，为填补这个财务窟窿做出了贡献。

五、　与萨达姆谈判
　　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的第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危机，是萨达姆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勒令联合国武器检查组里的美籍人员立即离境。１９９１年伊拉克战败之后，一直处在武器检查组的监视之下。当时的组长是美国人，他把整个检查组撤出了伊拉克。安理会五大国意见分岔，法国和俄国强调外交解决；美国和英国则要求伊拉克向检查组重新开放，否则动武轰炸，如果得不安理会授权，他们准备单干。

　　中东再次战云密布，安南作出充满争议的决定：他将飞往巴格达与伊拉克人谈判。助手们都很担心，这是把秘书长和联合国的威信押上去了。美国虽不反对，却也不积极，奥布莱特担心安南态度太软，会让步太多。法国自然支持，为了加强这次行程的“国家元首”色彩，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把自己的专机借给安南。这时安南已和美国媒体很熟稔，他招请了一批大牌记者——比如ＣＢＳ“６０分钟”那个采访过姜太公的迈克·华莱士——随机同行。

为什么要加强“国家元首”色彩并带上著名记者呢？这就是安南的老道之处。所谓外交，本质上是做交易，是 giving and taking。如果原则上不能让步，伊拉克必须接受武检，那么至少我们中国人讲的面子要给足，或者说英语所谓的 symbolic 工夫要做足。联合国秘书长享受国家元首待遇，但安南背后毕竟没有在野党和国内舆论等一大堆麻烦事，他可以摆出长途“朝拜”的样子而不引起重大反对声浪，让萨达姆获得他国元首盛装远来、诚意“觐见”的心理满足，在此虚荣光环下有所妥协，萨达姆也可对视自己为“反帝英雄”的臣民们有个交代。

　　安南在巴格达的际遇，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如此耳熟——简直就是基辛格１９７１年秘密北京、美国和红朝首次高层接触的翻版。也是先听伊拉克官员讲一通他们的立场，在历史和现实中受了多少冤屈之类；也是先和伊拉克总理大致谈出轮廓，然后得到通知说萨达姆将接见，时间不确定；然后傻等；然后也是几辆轿车悄无声息开到宾馆，载上安南和三名高级助手，七拐八转地开到一处宫殿；萨达姆出现后，也是先和众人随意谈谈，拍拍照；安南也是惊奇地发现，那些讲立场时气壮如牛的伊拉克官员，在萨达姆面前突然变的比绵羊还温顺；然后也是众人离去，安南和萨达姆在小圈子内密谈。我们又见到了古老文明的相通之处。

　　安南和萨达姆谈了三小时。他告诉萨达姆，美英的轰炸威胁是认真的。萨达姆最后同意接回检查组，并且允许他们检查总统宫邸——在东方社会，这种事必须由最高领袖亲口宣说，下属不会有代言的胆量。所以安南见萨达姆留下密谈，就猜到自己大概不会空手而归，这次押宝押对了。至于检查的具体细节，则由双方下属去谈。

战争避免了，和平保住了。

　　安南后来总结经验说，象萨达姆这样的人，和他对话时一定要非常尊重，不管他说什么，永远不要打断他。如果伊拉克人感到不受尊重，他们的表现就会象中国人觉得自己丢了面子一样。到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爱面子——动不动就大呼小叫“中国人民的感情受伤害了”——已是国际外交界的笑话，人们说到要面子，就拿中国人当例子。

　　安南到底是脚跨非洲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又在联合国长期工作，他有接触不同文化的经验，培养了高度的文化敏感。可惜的是美国人即使不是红脖子，太多的也象中国人一样，不知此种文化敏感为何物。中国人没有这一文化敏感，顶多是去外国使馆扔石头；但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没有这一文化敏感，就会闹出许多麻烦。安南这次的谈判，其实源于美国人多事。检查组的美国组长非要检查总统宫邸，而且每一个房间都要检查，让伊拉克人觉得很没面子。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面，画家们寻找凶杀证据时，女人居住的内室，还是不搜查的。这就是文化差别——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外交官应该读点外国文学。

但这缺乏文化敏感，也是有点无奈的事。西方人争／民／主，东方人爱明主。生性热爱自／由／的美国人，大概无法理解我们东方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对专／制／强人的无限崇敬。这几天又逢老毛生日，革命同志照例歌功颂德。老毛的死因，据御医讲，主要是心脏出问题。要到１９６５年，心脏移植才有成功第一例。老毛去世时，手术还不成熟，否则是可以救过来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好心脏来自被枪毙的犯人，但你总不能给伟大／领／袖换上一颗罪犯的心吧，虽说两颗心的构造本是一样的。于是革命青年就会高呼着“一颗红心献给党”，一头撞死在墙上。这样的好同志，甚至不用满地去找，本人（牛博网）博客的网评员里，就能扒出几位。同理，萨达姆有什么必要把有可能沾了放射性材料的物事文件放在总统府？即使他有这个念头，也早被下属争先恐后地抢回各人家里去了。但这个“同理”只有中国人明白，美国人那里没有类似的理可同，他们或许永远体会不了。

　　安南从巴格达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时，联合国职员们自发地从各层楼里奔下来，聚集在门厅，向安南发出阵阵欢呼。在大国无法进展的地方，联合国破冰前进；克林顿和希拉克可以扯皮，安南却干下实事。经历了波黑和卢旺达的“黑暗岁月”，联合国似乎又回到光荣的起点。创建者们的和平理想，似乎冲破黑暗，再次闪耀在地球的蔚蓝天穹。

六、　前传结语
　　安南担任秘书长的初始两年，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世界局势相对平静。美国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奥布莱特和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都是多边主义者，这一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相当尊重。１９９９年虽有北约未取得安理会授权即轰炸南斯拉夫，随后在科索沃却发展出了一套“美国－地区组织－联合国”的三边互动范式：精锐的美军完成战斗任务，然后回老家防备其他地方的动乱；训练稍差的地区国家部队接管治安，长期驻守；联合国统一管理政治重建，摒除地区各国的多头干涉。这一范式，未必解决根本问题，但能保持一时平安。有了萨达姆被逐出科威特的教训之后，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明目张胆的国家侵略行为，国际和平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对付国境内的动乱。这一范式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的解答。

　　但大的风暴即将袭来，９·１１，阿富汗，伊拉克，朝鲜核爆，伊朗核研制，联合国又进入多事之秋。２０００年美国总统选举，红脖子险胜，小布什上台，他将把克林顿接受的范式搅得粉碎。安南也将面对左右两边的质疑和攻击。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安南第一任期即将结束之前，他与联合国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这大概是对他第二任的另类提名，人们担心小布什会一意孤行，否决安南。安南的国际威望，一时达到顶点。

这篇前传就在这里结束。要写后传，目前资料不足。总要等到美国现任国务卿康朵丽莎·赖斯女士退职之后，写了她的回忆录，后传时期的ＵＳ和ＵＮ对抗，才有两方面的权威叙事。好在笔者以为，本文已经在比较合理的程度上告诉了读者，科菲·安南是个什么样的人。



早晨起床时做了几个俯卧撑，然后被家里支去打酱油，打完酱油后与小朋友一起玩躲猫猫……